深读

“老树”作画的三个逻辑:现实、内心、画面

“这个小画展一开始的名字叫风乍起,因为展览定在初秋。结果一拖再拖,到了年底,昨日大风,被吹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就改叫大风吹吧!” 都说“画如其人”,想来此言不虚,老树先生快人快语,说话干净利落,全无废话。就说这展览名字“大风吹”的来历,在老树和盘托出之后,仿佛一下子少了许多“深意”。这就是老树的本色,也是他受到众多粉丝追捧的原因吧! 深冬的琉璃厂街区有些萧瑟,而正在举办“老树画画展览”的荣宝斋当代艺术馆却是人山人海,里三重外三重的观众把一楼展厅里面的老树“包裹”得严严实实。这当中,有不少人是起早摸黑,从外地坐飞机、乘高铁专程赶来的。这个展览除了在朋友圈微信推送过链接以外,没有做过任何广告。用策展人石永斌的话来说,“怕来的人太多,场地太小装不下。” ▍老树的作品。 老树自称不是专业画家,打的是“乱拳”。因此,也从来没想过要到美术圈里去“混”。他自己画了一个“圈”,自己发明了一套“拳”。在他看来,打拳的套路对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把对方打倒。我到新金沙平台工作之后,双休日经常去荣宝斋街区看画展,像“老树画画”这样的展览却是第一次见,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并不为过。这次展览,使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老树,一个真性情的艺术家。 老树原名刘树勇,有人称他为树哥,有人称他为树叔,有人叫他树爷,总之,喜欢他的人男女老少都有,几百万微博粉丝。如果算上朋友圈转来转去,实际人数远远不止。 熟悉“老树画画”的人都知道,老树画画不画人的五官,只用一条弧线勾勒脸部轮廓。他通过人物的手势和周边景物来表现人物的表情,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不画表情而有表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认为画画,内容要诚恳,形式要自由,画家要学会“自圆其说”。画家画画要遵循三个逻辑:现实逻辑、内心逻辑和画面逻辑。很多画画的人,都局限在自己的现实逻辑里。 ▍老树的作品。 今冬京城多大风,居然把“老树”刮倒在地,这是多大的风啊?他不画风,但风在“老树画画”里是无处不在的。这次“老树画画”作品展的封面画是一位头戴绅士帽的人横卧在白云之中,做飞翔状。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无法考究;主人公是男是女,不得而知;飞往何方,亦无从知晓。策展方把这幅画印在一个布袋上,观众在现场纷纷购买“老树画画”2020年日历本请老树签名,老树有求必应,一一应允。连续签了三个多小时,累得要跑到展厅门口抽支烟歇一歇。抽完烟回到展厅继续认认真真地签名,直到天黑。“这么冷的天,人家大老远地跑过来看你的展览,求你签名,我没有一丝一毫敷衍的理由!” 谁能想到,那个一天到晚在画作里用类似于打油诗的文体插科打诨者,在现实新金沙平台网站中,竟是一个如此真诚、憨厚之人! 细心的人注意到,老树画画中经常出现“猫”这一形象,憨态可掬。与不画人的五官相反,无论是画猫还是画鸟,老树都画得有鼻子有眼。我想这一定是他在委托动物替人代言吧!老树的粉丝中,有很多猫迷,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老树家的宠物一定是猫,其实老树并不养猫。这位生肖属虎的山东壮汉,内心有着猫一样的细腻。 老树画画中的人物通常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毡帽,给人感觉有点复古。老树的线条画得很松,用墨用色都恰到好处,显得美术专业功底深厚,但他不走传统的绘画路子。 ▍老树的作品 老树在每一幅画上都题上自己原创的“打油诗”。这些诗与普通的“顺口溜”不同,很有嚼劲,与画面相映成趣,令观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引发对人生际遇的感慨和深思。可以说,老树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为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吹来了缕缕清风。很多人用手机下载了老树的画作,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老树画画,俨然已成为人们抚慰自己精神的一剂良药。 老树少负才名,负笈津门,得南开大学中文系诸位名师亲授。如今,身为新金沙平台某知名高校的系主任、教授,老树的建树是多方面的,画画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老树坦言,画画对他来说,是一种休息,也是一种宣泄。他画山画水画树画花,实际上画的都是自己。 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因为他画得很真诚。老树的内心有一盏明灯。他以真诚的笔墨,给这个嘈杂的世界一抹亮色、无限温暖!(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报集团新金沙平台分社社长) 责编:袁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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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经据典偏离本义,古装剧作者应多向琼瑶金庸学习

近年来,网络文学IP剧起名的引经据典之风蔚为大观。作为普通观众,面对这种“掉书袋”的现象该作何解读?一些流行剧名中的用典方式又是否经得起推敲呢? 其实,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直有师法古人的传统。南朝梁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事类》中道:“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可见,巧妙的用典既要师古人之意,又要能于故中求新,而用典的重中之重,就是典故与文本的契合。 《鹤唳华亭》用典存疑 “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这是西晋一代名士陆机遇害前的绝命之语。前一阵热播的古装言情IP剧《鹤唳华亭》,正是以这个略显冷门的典故命名,令人耳目一新,却也有些云里雾里。其实,“华亭鹤唳”是个十分悲凉的典故,最早见于《世说新语》。 ▍古装言情IP剧《鹤唳华亭》剧照 华亭是个地名,相当于如今上海一带,魏晋时属吴郡,水秀山明,林中多栖白鹤。作为华亭人氏的陆机少有才名,祖父陆逊与父亲陆抗皆为三国东吴名臣。不幸的是,陆机步入仕途的时代正逢晋初“八王之乱”,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使他难展抱负,但陆机性格耿介,没有急流勇退,直至卷入权势派系的斗争,最终含冤被诛。 前,陆机回忆起少年时在家乡华亭读书所见白鹤高飞长鸣的悠闲景象,感叹静好往日不可复返。这则动人的细节,被收入《世说新语》中的“尤悔”章部,后又被《晋书》所载所传。 在陆机之文采与悲剧命运的渲染下,“华亭鹤唳”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用来感叹仕途遭祸、抽身悔迟的典故。如李白《行路难•其三》中的“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一联,将此一典故与秦相李斯被杀前期望“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遗言并举,抒发了自己因遭小人谗害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时既愤愤不平又幸以身退的矛盾心理。 那么,以此典故命名的《鹤唳华亭》一剧及其原著网络小说,是否也以仕途凶险为主题呢?《鹤》剧主打权谋和言情,主人公是虚构朝代南齐的皇太子,整体情节围绕太子与一干政敌的权谋斗争展开,最终以太子成功消融父皇猜忌、并与爱人携手解除国家危机为结局。 尽管片方在宣传定位上始终不离“家国天下”“小怯大勇”等情怀字眼,但以实际情节观之,《鹤》剧的本质是一场帝王家内部的争宠故事,让主人公皇太子“一集哭七次”的压力与痛苦并非来自社稷苍生,是因为父皇对庶子屡次偏袒而对他蓄意刁难。这些动机牵强的刁难,其实是网络文学创作中常见的“卖惨”手法,是作者在塑造主人公时“爱他就虐待他”理念的体现,有时难免为反转而反转、为悲情而悲情。 对“华亭鹤唳”一典的使用也是如此,攫其字面萧瑟之感,为宫廷权斗营造一种玄机深藏的气场、为主人公涂抹一层命运苍凉的滤镜。并不是想以陆机、李白等心怀慨然用世之志的士大夫在浑浊官场中进退两难的遭遇为喻,对个体生命的穷达抉择作出更有深度的探讨和观照。 金玉其名寡淡其实 这种取之皮毛的用典方式非《鹤》剧独有,纵观近年IP剧名,俨然成为一场裁剪多彩的古诗联句大会。《寂寞空庭春欲晚》《香蜜沉沉烬如霜》《人间至味是清欢》《那年花开月正圆》……这些文字给人以美感的享受,初看十分抓眼,但一思之却令人犯嘀咕:它们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主人公是何等身份及群体?想表达什么主题?当观众产生这些疑问时,正说明了剧名功能性意义的缺失。 其实,这种“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模糊感,也是编剧及原著作者引经据典时的意图之一。IP剧由网络小说改编而来,作为青少年群体中的亚文化,网络文学有其自身的审美范式,创作上更为开放自由,也难免存在内容虚浮、格调不高、艺术境界不臻等流弊。 尤其在古代言情、武侠、玄幻等非现实题材中,很多作者不具备靠大量古代社会文化与伦理知识填充细节和塑造人物的能力,往往就爱借用更为易得的历史典故与传统诗词来增强作品的文化氛围,营造一种令人不明觉厉的古雅之风,去传达其情节笔力本身不足以传达的价值观与情怀。 这种做法本无可厚非,文史素材本身的厚重气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网络写作中的语言美感与故事质感。但用之不当,则有附庸风雅之嫌,为受众徒增迷惑。 如2019年上映的IP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讲述了一位宋代豪门庶女在家族中不断逆袭、最终事业爱情两丰收的故事。这个“开挂版贾探春”的奋斗史,究竟如何同李清照这两句怜惜海棠花的词句扯上关系,使人颇为费解。许多观众也因此在网络平台上相互询问探讨剧名的用意,但除了“同是宋代贵族女子”“主人公大婚时红男绿女的服装配色”这些捕风捉影的猜测外,实在得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解释。 ▍2019年上映的IP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再如2016年播出的IP剧《寂寞空庭春欲晚》,改编自网络言情名家匪我思存的同名小说,讲的是康熙帝、纳兰性德和虚构女主人公之间的三角悲恋。纳兰以才名传世,但作者偏偏不理《纳兰集》中三百多首“哀感顽艳,格高韵远”的妙词,转而从《全唐诗》里抽了一联“寂寞春庭空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作为题目——这首诗名叫《春怨》,作者刘方平是个生卒年皆不可考的匈奴族小诗人。 通俗文学用典大师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通俗文学,网络小说靠引经据典、裁剪诗句来化朽为奇,已成为一种风气。其实,任何时代与体裁的通俗文学都面临着升格与雅化的难题,借传统文化之余馨滋养和提升自身创作的质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法术了。言情与武侠,因其分别满足了女性与男性读者的阅读需求,永远是通俗文学中两大最受欢迎的题材领域。而这两座山头上各自的巅峰人物——琼瑶与金庸,恰恰都是在书名中用典的高手,值得后人借鉴。 ▍琼瑶是书名中引用典故的高手。摄影:新华社记者 周密 供图:TAKEFOTO 相比于网络作者的“拿来主义”,琼瑶和金庸并不限于直接截取诗文原句,而往往在典故之中融入作品中核心思想与情节,使二者紧密贴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语汇。比如,琼瑶最火的IP剧《还珠格格》,核心故事是小燕子一时虚荣错替紫薇做了格格,后又冒杀头之险归还其位,最终皆大欢喜。琼瑶化用唐朝诗人张籍《节妇吟》中“还君明珠双泪垂”一句,来概括这个鸠占鹊巢的离奇故事与两位女主角之间的姐妹深情。张籍原诗是个政治比喻,通过刻画一个毅然归还荡子赠珠的有夫之妇,来表示自己不受政敌拉拢的决心。琼瑶在此只取一瓢饮,从其全诗最动人的一句中再提取关键词,并加入自己故事的元素,造就了“还珠格格”这个名称,是个非常有新意的表达方式,既通过典故的力量塑造出一种爱恨两难的氛围,也令读者能够大致了解故事的主题风貌。 金庸的用典方式也是如此。《倚天屠龙记》得名于书中两件推进情节线的关键武器:倚天剑、屠龙刀。金庸将倚天剑设置为小说中的天下第一宝剑,内藏武林绝学秘籍,作为峨眉派掌门信物,有“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的江湖威名。其实,“倚天长剑”是古代英雄志士经常吟咏的一个意象,由宋玉《大言赋》中“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一句而得名,因其气势之峻拔,常被用来代指男儿建功立业的雄心。如李白《临江王节士歌》用“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赞扬死士的威猛,辛弃疾《水龙吟•过剑南双溪楼》中以“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抒发北伐收复河山之志。金庸选择倚天剑的名称,一方面取其豪迈的语感来贴合江湖儿女的身份,一方面取其凝结历代英雄壮志的寓意,烘托小说中明教勇士们的家国大义。 ▍大师金庸所起的书名和内容非常贴切。 摄影:新华社记者 陶明 供图:TAKEFOTO 名家用典针对性强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琼瑶和金庸在典故、选材上也颇懂取舍,能针对自己的创作风格找到更为细分的用典类别。琼瑶精于诗词,笔名即来自《诗经》中“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但在书名的选择上,比起语言质朴的古诗和气韵潇洒的唐诗,她更爱用意境幽媚的宋词来传递爱情故事的朦胧情绪。如《一帘幽梦》《庭院深深》《月满西楼》《寒烟翠》等,均为北宋婉约词派的佳句,最宜刻画少女的清愁。 身为报人的金庸则涉猎更杂,善用历史掌故来提挈作品的格局。如《碧血剑》用了苌弘化碧的典故,周朝忠臣苌弘遭离间蒙冤而死,鲜血入土化为碧玉,金庸借此典来哀怜同样忠贞却不幸的袁崇焕;《鹿鼎记》以问鼎逐鹿为典,象征反清复明背景下各方势力的斡旋;集悲剧之大成的《天龙八部》则引用了佛经,有众生皆苦的寓意,也有一种超度冤孽的悲悯。 说到底,用典是文学技巧的一种。琼瑶和金庸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同时也有高超创作技法,既能准确选择贴切的典故为自己的作品加分,也通过精妙的二次创作生动阐释了这些文史典故的深刻寓意。 古书用典多藏玄机 近现代以来,通俗文学的主力是为大众提供消遣性阅读的小说,网络IP与琼瑶金庸们的作品均属此列。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这样定义:“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体裁更为多元,先秦歌谣、汉乐府、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及变文、宋话本及说唱诸宫调、元杂剧、明清小说及笔记等,发展源远流长。 不过,唐宋以前的通俗文学多来自民间,其原始作者或不可考,文人们更多担任编纂、批评的角色。元代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城市经济的兴起,知识阶层对通俗文学的包容度日益增高,大量中下层文人亲自执笔参与创作,也将用典这一修辞手法从雅正文学的领域带入到通俗文学之中。 元杂剧作者中,比较喜欢用典故来作剧名的,是“四大家”之一的白朴。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与擅写民间疾苦的关汉卿不同,他的剧本多围绕才人韵事、历史传奇展开,常有援古证今的笔触。白朴最出名的作品《裴少俊墙头马上》,讲述了裴少俊与李千金这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抗争礼教、追求个人幸福的故事。剧名脱胎于白居易长篇叙事诗《井底引银瓶》中“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这几句。白居易这首诗序称“止淫奔也”,想通过刻画一个自由恋爱与人私奔却最终新金沙平台网站不幸的女子,来劝诫唐朝社会的小家碧玉们“切莫将身轻许人”,笔调十分悲切。白朴用典时没有照单全收,而是将悲剧改为喜剧,对年轻人“以情抗礼”的勇敢行为寄予温暖的希望。在剧名的设置上,选取“墙头马上”这一男女主人公邂逅动情的美好瞬间,写爱情火焰之光彩,对当时社会的青年读者来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些精彩的用典与其背后的用心,使得《墙头马上》无愧于位列“元代四大爱情剧”之席。 明代小说中,书名用典的代表是施耐庵的《水浒传》。水浒二字,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这几句,讲的是周朝的祖先亶父带领族人迁往水草丰茂的岐山,奠定了周王朝的基业。从字面上看,水浒就是指靠近水域的地方,但对这一典故在《水浒传》书名中的用法释义,人们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说法仅取其文字含义,一百零八将聚居于水泊梁山,本书所言者就是发生在水边的故事。 ▍《水浒传》的寓义存在争议。 另一种说法是从亶父迁岐的典故引申,认为“水浒”可代指一种寻找出路与安身之所的行为,与逼上梁山的境遇类似。另有说法是从小说情节出发,认为宋江等人栖身水泊是像姜太公在渭水之滨等待文王一样等候招安,故“水浒”有潜虬暂栖之意。 而从其小说原名《江湖豪客传》来解读,又可以得出另一种解释:“水浒”和“江湖”一样,既有自然地理上的意义,也有社会学的含义,指代一种与朝廷庙堂相对立的生存状态与意识形态,只是《水浒传》的说法比《江湖豪客传》更为古雅含蓄。其实,无论哪种说法,“水浒”二字都给人一种苍茫险远的意味,而对于这样一部主题敏感曾遭禁毁的小说而言,把典故用得扑朔迷离,反倒是一种安全智慧的选择。 清代章回小说中还有《镜花缘》《好逑传》等以典故入书名的,都望其文可知其意。笔记小说的用典,则举袁枚的《子不语》为例。《论语•述而》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句,意思是说孔子对怪异、悖乱、鬼神等超自然事物敬而远之。袁枚这部小说有些类似于《聊斋》,专记狐鬼神怪等奇异的小故事,他认为这些东西是圣人不谈、而我偏偏要谈的,故以此命名。因为旧时文人无有不读《论语》者,袁枚将“怪力乱神”四字裁掉,只取“子不语”三字为书名,不但不影响理解,还有种歇后语的感觉,也是一种颇为诙谐有趣的用典方式。 (责编:袁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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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辋川图》,尽显“诗佛”王维的绘画成就

你知道吗,留下名篇“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唐代大诗人王维,其实还是一位顶尖绘画高手。唐代张彦远撰写的《历代名画记》,就记载了王维的绘画成就。及至后世,对于王维山水画的评价越来越高,视之为仅次于李思训、吴道子的画家,这样的地位几乎可与他在诗歌上的成就比肩。在绘画与诗歌两个领域同时达到最高水准的人物,古往今来,除了王维,只有苏轼。 那么,王维都画些什么呢?《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王维不仅是一位山水画家,还是一个人物画家,著名作品有《孟浩然骑驴》,也有历史题材《济南伏生像》。当然,最出名的当属他创制的《辋川图》——当王维把自家别墅周围的景色,组合成画稿,再放大成壁画之后,一个山水画的新时代悄然来临。 ▍(宋)《辋川图卷》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万余件古代书画名品佳作,从魏晋残纸、隋唐写经到宋元名家、明清流派。最近开放的“中国古代书画”展厅,用52件珍稀名作系统展示了宋元以降中国书画的发展脉络。其中,长约10米的宋画《辋川图卷》及任仁发《饮饲图卷》等宋元真迹系首次开卷展出,尤以前者最为引人关注。此作便是以王维的《辋川图》或其他宋人所摹王维《辋川图》为蓝本摹绘而成,以水墨笔法将辋川二十景绘于一卷。 地位堪比《兰亭序》 在唐及更早的山水画尚处于草创阶段,画面元素有固定模式,山石、树木的画法亦较为古板,数百年间变化不大,艺术突破不多。王维依据实景,画了看似平常的《辋川图》,实则是一次突破古典束缚的重大创新,只是唐代画论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及至北宋,山水画大发展,苏轼、米芾发现了王维山水画的重要贡献,极力推崇。在当代学者陈高华辑录的《隋唐画家史料》一书中,宋元两个时代有关王维《辋川图》的文献颇丰,多位著名文人参与讨论,可见《辋川图》的崇高地位。 宋人对于《辋川图》的反复临摹,有点类似唐人临摹《兰亭序》,是对划时代的重要艺术品的反复咏叹。书画史上,这种对一件名作反复临摹、翻刻的情形并不多见,书法史上,除了临摹《兰亭序》,就是宋代之后反复翻刻《淳化阁帖》;绘画史上,除了《辋川图》,就是北宋李公麟的几件著名题材,而其最著名的《龙眠山庄图》完全承袭了《辋川图》的绘画思想,几可视为对《辋川图》的致敬。 ▍赵孟頫行书临兰亭序卷 (故宫博物院) 《兰亭序》的唐代临摹本还是颇能传神的,让后人可以探究原作风采,《辋川图》的临摹本则千奇百怪,无法探究哪一版本更加可靠。因为大家觉得过于缥渺,研究无法展开,20世纪的学者基本上放弃了对《辋川图》的研究。 可喜的是,《辋川图》的研究近来出现不小进展,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先后发现了两卷质量很高的《辋川图》宋代临摹本。其中,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的那卷,画法轻松自如,其时代特征指向了南宋早期,或者金代。画中的迷惑点,是有些元素画得有些重复,同时,绢本因为保存得比较好,看起来很新,这两个干扰因素,会让人误以为是明代绘画。 而此次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辋川图卷》,相较芝加哥那卷还要冷僻。细观此卷特别之处在于,全卷用墨特别多,用笔反而不居主要位置,这是宋人罕见的画法,可能是在南宋晚期,这样的画法才在小范围流行起来。采用如此的画法临摹《辋川图》,显示画家意在遵循《辋川图》的宗派,而不是重视画法。如此一卷墨气淋漓的《辋川图》,虽然画中山川、名称无误,但是由于笔墨的不同,带给人完全不一样的观感。 读懂《辋川图》有门槛 有观众会感到奇怪:这样一个画卷,就是几处寻常小山丘,并无奇景,怎么会成为山水画名作? 中国山水画中,一看就让人觉得美的,大约只有一成左右,主要是北宋那种壮观的全景式山水,还有南宋马远、夏圭那种构图巧妙的山水画。除此之外,完全没有审美障碍的,确实不多。元代倪云林,明代沈周、董其昌,清初“四王”,或者与其观念相左的龚贤,哪一个山水画是一眼就觉得美的? 那么观看山水画,我们到底在欣赏什么? 其一,类似于风景画的美,大众可以欣赏画中自带的壮观、奇异、精微,主要是结构美。这一类的画,不需要专业介绍,一看就懂。与之类似的审美,大约就是书法中的结构美。其实,大多数人只是懂得间架结构带来的基本审美罢了,有人早就说过,面对王羲之与赵子昂的作品,让大众投票,后者一定完胜。 其二,就是西方中国艺术史学者罗樾提出的著名问题:中国画中是否有“关于绘画的绘画”?他开始以为没有,后来发现整个元明清中国山水画,都是“关于绘画的绘画”。 因此,欣赏王维《辋川图》的困难,首先在于山水画本身是一种需要了解艺术史才能深入了解的艺术。这与书法有点不一样,书法的审美坐标是自带的,你怎么看《兰亭序》,事实上是基于你自身的书写经验。经过专业书法训练,会让你认识到颜真卿《祭侄稿》的伟大;但是如果没有训练,也不妨碍你欣赏《兰亭序》。而山水画却类似于《祭侄稿》,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 其次,需要对与王维相对立的山水画派——历史公认的北宋山水有所理解。事实上,苏轼、米芾称赞王维,正是在于他们看了太多的北宋山水画,已经审美疲劳。如今重新审视王维《辋川图》,也需要对北宋山水画极其熟悉,并且有点审美疲倦才行。 因此,欣赏《辋川图卷》要求有点高。《辋川图》真迹不存,唐代山水画真迹也极少,除了重新面世的《著色山水》,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考古发现的墓室山水壁画,这些墓室壁画,未必可以作为审美对象来打量。因此,《辋川图》的历史地位,是需要仔细考察其周围多重环境,才能大致认识的。 更深一层问题在于,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这一卷《辋川图卷》,是宋人的临摹本,只存一点形态,笔法内容全部变化了,愈发有雾里看花之感。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观众难免会如坠云里,这也是以往此画名声不大的直接原因。 走向现代审美的前驱 不妨再探究一下《辋川图》的历史沉浮。王维的《辋川图》能够名世,还需要感谢五代的大画家董元。如果没有董元在王维之后的发展,山水画可能会完全导入北方画派,元代早期山水画那种精妙、但是无路可走的窘境,就是山水画的尽头。 有了王维、董元之后,山水画才出现了“平淡天真”的第二极,除了精妙、雄伟、壮观、古朴之外,还有温润、平淡、自然、天真这样的格调,这样才转化出元明清山水画,才会在艺术领域创造又一股活水。苏轼比较过吴道子与王维,他赞吴道子“画至吴道子,天下之能事毕矣”;对王维,其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画兼容,意境至高。 苏轼之后,又过了九百年,于今天的人们而言,王维的画作是否还能带来新的启发呢?位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内的正仓院,建于公元8世纪中期,里面收藏有服饰、家具、乐器、兵器等各式宝物,保留了种类颇丰的唐朝艺术品。它们汇集在一起,让后人看到了唐代顶级器物的审美。有学者据此推断:当时主流审美是装饰性的,与宋代的审美差异甚大。《辋川图》是在这种带有装饰性审美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却与当时的主流审美格格不入,仅与后世审美吻合。《辋川图》在当时是异类,却成为后世的基石。 日本的“宋代主义”思潮认为,宋人的东西,似乎就存在于我们的新金沙平台网站之中,从未远去。但是宋人却与唐人截然不同,在这个大转变中,王维《辋川图》应该是最早逃离唐代艺术的绘画,是走向现代审美的前驱,是最早的中正平和审美的探索者。(责编: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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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聪明,我多伟大!" 记住纽约那位精彩的中国老先生

近十年,华人文化界著名的“纽约三老”——唐德刚(1920-2009)、夏志清(1921-2013)、董鼎山(1922-2015)相继离去。有人说,这三老中的每一个离去,都代表一代人的逝去,因为他们虽然领域各异,但都建树卓著,其性情又因自身的遭际各不相同。去年12月29日正好是三老之一夏志清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日。本文是作者在夏老逝世两周年之际所作纪念文章,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动。下面就让我们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品味那一代特殊遭际的文人生命中斑驳的意味。 引子 被世人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法国作家莫泊桑,喜欢在一艘叫做“俊友”(他曾写过一部同名的长篇小说)的游艇上写作。他去世后,这个游艇的水手竭尽全力试图保住这艘船做纪念;他们求告了所有作家和莫泊桑的朋友,最后还是失去了它。莫泊桑是看上去骄傲而且桀骜不驯、口无遮拦的一个人。可唯有他的水手知道他痛苦、羞怯且腼腆,常用玩世不恭掩饰自己的赧涩。这两个水手在莫泊桑去世后用他们笨拙朴实的手笔给报馆写了一封简陋的信,就是这封信告诉了世人一个真的莫泊桑、那被人永远无从知晓的莫泊桑。这段史料让我们难忘,也给世界文学史增添了黄钟大吕般撼人的篇章。 水手伯尔纳弥留时留下了一句话:“我想,我是一个不坏的水手”。这句话很质朴,被公认是莫泊桑借他的口留给我们的遗嘱。而我,却更认为这应该是莫泊桑对自己最好的悼词。莫泊桑一生在浊浪中游泳、搏斗,屡战屡败,愈搏愈勇。虽然后来他成功了,用种种惊世骇俗的行为面对世人,用特立独行的步伐一路踉跄不敢停歇。其实,他内心是个温存的人。“他像一个弃儿,皱着眉羞怯地觊觎着温柔”。他锋利得像一把解剖刀,他倜傥得让人艳羡,他表面上快活得让人嫉妒;可是,谁知道他曾经那么怕羞怯懦?谁了解他人前耍宝背后饮泣?他可曾有过希冀?可曾单纯,青涩?可曾渴求过无忧无虑当一天傻瓜?——这一切,水手知道。 2013年这时节,海外文学批评家夏志清离开了我们。虽然他是个早已成名的公众人物,著作等身、名扬中外,他辞世后各种高蹈文章和私人回忆势如雪片,但是他仍然有很多不为人知之处。夏志清也有一条船,他是船长,但有时他会抢着干勤杂工的活计儿。到了码头,他衣冠楚楚趾高气扬闯山门拜码头;但在茫茫怒海百无聊赖时,他也曾口无遮拦摆龙门阵说自己的糗事。脱了西装的他跟你我冶为一炉混闹一气,何其潇洒,何其爽气!穿上戏服他却又要去唱大轴。可惜唱戏不是他的当行,虽然他是个杰出的“戏剧家”——这看上去矛盾但却是事实,正如很多著名的将军拼刺刀不是一个普通上等兵的对手。 他的游艇上也有水手。笔者有幸在相当一段岁月里跟他朝夕相处扯帆扳舵划桨,有疾风暴雨的日子,也有风和日丽看白云蓝天云起云落的时光。岁月荏苒如白驹过隙,转眼夏志清先生离开我们两年了。夏公本身是一本大书,痛定思痛,读这本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作为船上的水手,笔者则以为,他又更像是一架多棱镜。这里折射的是五光十色,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不同的色彩。即使按照最简单的说法,他也是一扇古人说的金银盾——看正面的人永远说是金的,看背面的人则抵死说是银的。他们说的都对,也都不对。夏志清是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个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把复合多重的锁。开锁的钥匙呢,水手掌心里至少有一把。如果您有耐心听,我就把它度给您。 ▍夏志清先生是老派文人,穿着讲究,稍微正规点的场合都要西服革履打领带正装出席。 言语嬉戏,内心羞涩 哈佛中国现代文学教授王德威说过:“任何人要想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新的研究,都要先查阅、质疑或者至少是反思夏志清的观点……今天,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嘲笑他的错误,或者他的偏见,或是别的什么。然而,他是建立范式的人物。这就是他引发争议和辩论的由来。在中国,许多人喜爱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民主和审美观自由的代言人。不过,我们的左派和新左派朋友称他是右派分子。夏志清真的相当享受这种对峙。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在这个领域,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的人。从不犬儒。但是固执己见。” 也还是王德威说的,“夏志清的故事其实就是背井离乡的故事,一个知识分子从东方来到西方。他的逝世代表了整整一代人的逝去。” 基于上面的立论,我们有必要把夏志清作为一个具体的个案,看看他们这“一代人”性格生成的坐标系和他们做人及行文风格的渊源。 海外的读者稍加留心,就可以看出他这样一代少小离家到域外的读书人不止是文风泼辣、性格怪异,而且做人也狂狷耿介,说话不留退路,为人嬉笑怒骂十分率性;不怕丢脸、不惧刀剑,惯使的武器是长枪大戟,有时候轮得并不圆熟但是却够狠。他们做人做事只求痛快,说狠话也办狠事,讲义气也够风流;武艺比中世纪骑士不如,文艺却比当代英才犹胜;活得潇洒、倜傥,被赞之者誉为魏晋风度,但亦被毁之者蔑为全无斯文,拿肉麻当有趣。只在纽约,我与交往较多的这类人就有被称为纽约三老的唐德刚、夏志清和董鼎山。 除了观点的偏激,夏志清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谈吐。一般读过他书的人都希望跟他见面聊聊,亲炙一下他的风采。但是,不瞒你说,听夏志清讲座和有幸跟他聊的人大都“见面不如想念”。好多人见面后大失所望,深感这样一个疯疯癫癫乱讲胡诌的人实在有些自毁形象。 可是,另一极的说法是,夏志清真是个性情中人,这么有学问却一点没架子,想哪说哪,没有逻辑更不怕你跟不上他的思路跳跃,特别是当听众中有女性的时候。 按说,夏志清终生教书、桃李满天下,是个吃开口饭的人,众人设想他应该口吐莲花妙语连珠。但说话其实并非他所长。他善于分析用笔书写。尽管平时谈话嬉戏无涯看似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对写作却绝不含糊。凡是落到纸上的东西,他都斟酌再四,非常审慎。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夏志清。 他有个著名的口头禅:“我多聪明,我多伟大!”或者“我这个人就是聪明,——伟大吧?”其实这虽是戏言,也是真心话。 夏志清其实渴求被认可,真正自信、聪明的人从不这样说自己。我们熟知,夏志清的前辈胡适、鲁迅包括曾经的愤青且少年比较张狂外露的郭沫若晚年也不这样疯疯癫癫;成名的人应该矜持,应该时时刻刻端着斯文,这是一条常识和起码的公理。但夏志清却不这样,他喜欢出风头、喜欢挑事找人辩论、喜欢被宠爱、喜欢成为焦点。这就难免另类些。 他听别人甚或晚辈讲演或在看戏时喜欢在台下叫好,甚至在常人觉得不必叫好或者不值得叫好的地方大叫。 他为什么这样做? 究其实,他早年苦寒畸零,后终跃龙门,苦读成才爆得大名却有家难归,遥望南天,不免唏嘘。多年的积怨形成惯性思维不可能不玩世不恭。 越是聪明、越是爱思考的人越容易走极端,夏公孤独日久,不免怨气变成了琥珀,固化了的怨气成了他的财富值得珍存。他在晚年像胡适一样坚持思想的“前后一致”——如果改弦更张把琥珀打磨成工艺品岂不糟践?所以他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夏志清性格的底蕴不全是玩世不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很witty(睿智),他的睿智让他知道自己是文物。行家知道,文物上的土都不能清洗的。如果您敢把它打扮光鲜了,它的价值就不是打折,而是基本上就完结了。 除此以外,夏公也是幸运的,他躲过了大陆和台湾上世纪50年代以后各种风波,得以无忧无虑地在美国名校象牙塔里安心做学问。夏志清的用功是有名的,在美国他的资讯多且全,又加上他有着深厚的理论利器,他的成功是可预期的。除了成功以外,由于没受过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他能安心放言,“童言无忌”。 仔细读夏志清的访谈录,你会发现他其实不善言辞。他是一个羞涩的人。那为什么他又说话那么大胆?其实他这样做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涩。 夏志清出身小职员的家庭,严格的家教,孤寂的青春期,或许还暗恋过不止一个女孩子。童年和青年时的种种遭际,让他一生在思维和语言控制上有落差。成名后终于可以放言,但他总是口出狂言很格涩,虽然也常一针见血说出真理,但有时候就容易无端得罪人。这种无所顾忌地随意说话,有时候让人以为他是在起哄;他并且喜欢打断别人的发言问问题;其实这时的夏志清是没有心机甚或很天真的。 ▍夏志清先生与夫人王洞 两个“夏志清” 日常新金沙平台网站中的夏志清更像个赤子,特别是对晚辈,毫无心机,喜欢跟年轻人混闹打成一片。记得二十多年前有位熟识的前辈跟我开玩笑说,如果夏先生跟他的一群同辈或后辈在一起,有人告诉你这里面有一位名教授,相信你猜遍了众人也想不到这个名人会是他! 其实,夏先生穿着是相当讲究的。他是老派文人,稍微正规一点的场合他都要西服革履打领带正装出席。他不修边幅的不是行头,而是他的动作、表情和肢体语言出卖了他。 说到吃饭,还有件小事最能看出夏先生的个性。在纽约,通常请客吃饭都是晚餐被视为正规,且其价格、内容和规格都比中午饭要好很多。盖因为午间是上班大忙时节,在快节奏的纽约,大家都敷衍一下肚子,晚上才能有较正规的社交活动。这个真理好像夏先生不知晓或至少不领情。跟他一起吃饭时他时常诧异,“大家都为什么不请我吃午饭?只请我吃晚饭是什么道理?”原来,那时候夏先生已然退休赋闲而夏太太白天上班。太太下班后晚饭不成问题,而夏公常常发愁午饭没有着落。得知夏公的这种窘境,笔者就多了一些午间跟夏先生温馨难忘的时光。夏公特别喜欢跟中餐馆的男女招待瞎聊混闹,吃饭也不浪费,哪怕只剩下一点点饭菜,熟识的侍者都会不等吩咐就帮他打包装好带回去。 关于吃饭还有个笑话,夏公早年来美住大学宿舍大概吃惯了西餐,后来在名校教书请客也多用西餐。晚年回归旧路日常又吃起中国饭。可是一到中国馆子,他还是会一惊一乍地抱怨中餐“便宜得没有道理!”常跟夏公在一起,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想让请客人尴尬或自己出风头,因为通常他自己就是请客者;但是他那种不识时务、一脸惊讶甚至带有抱怨之色的表情的确引人注目。其实,这些馆子饭菜通常不错也并不太便宜,夏公的惊人之语既不损人也不利己,他真是天真得可以。 夏志清的一生可以说笑话不断,大约也就是因为这,他老来得了一个老顽童的诨名。但是不止是洋人,即使是中国人,你也很难分出他有时笨拙却自己十分得意的谈笑风生里哪些是玩笑哪些是真的。 夏志清是个天真且复杂的人。在他职业的学科和行当里,他绝对深刻、睿智而且思考独到。但在他不熟悉甚至不甚了然的领域他也放言无忌,有时候观点甚至浅显得可爱,不值一驳。 夏志清还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大概是他的好友唐德刚帮他传出去的。那是他结婚时选纽约一家豪华酒店,心情很爽的夏志清看到那地方棒不由脱口赞道:“这地儿真好!下次结婚还到这儿来。”这议论一时成了国际笑话。唐先生是个冷面笑匠、绝对的幽默大师,即使没听错,熟读《资治通鉴》的他造个这样皮里阳秋的笑话其实不难。可笑的是台湾和大陆的记者曾多次因此事向夏公求证,幸好夏志清有雅量也不厌其烦纠正:“我那时只是说,这地方真好,下次还来……” 玩闹归玩闹,玩闹之外,夏志清还是很严肃天真和善良一个人。据作家王鼎均回忆:“大家记忆忧新,为了《红楼梦》,夏教授和唐教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笔战,由台北打到纽约。这两位教授各有大群‘粉丝’。如果战火延烧,可能造成美东华人作家的分裂。这个忧虑,我对夏公说了,夏的表情是愕然。我也对唐公说了,唐的表情……我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欣然,两个人的风格差异,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鼎均是作家,观察细致。其描写也非常符合两个人的性情。在王鼎均夏唐二人的这种对比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夏公天真软心肠的一面。凡是跟他有深交的友人都知道,他是文人里难得的讲义气的好人。 不渝的护花使者 夏志清幼年赶上了战乱频仍,从军阀混战到日本人入侵,战乱中四海为家居无定所,到了一所学校不久旋又失学或转往别校。这样的孩子往往孤僻。他徜徉在自己的世界或者小说中的世界。这样的经验容易使他活得羞涩、内向、不善表达,但青春期的他内心却又极为活跃和丰富,往往把女孩子看得很神秘很神圣。 过早塑造了内心的罗曼蒂克而又刻意营造了神秘,这种早熟和复杂使他更不善于语言表达。但他是个写作的好手,极喜欢写情书。据夏先生所言和他的回忆,他偷偷给女孩子写过不少情书且常被退回。 爱惜羽毛的夏志清很少谈自己的事情,如果他能够,他会守口如瓶;但他却不是个能守住秘密的人。知友闲聊时他会不期而然或者炫耀或者自剖地说出某段这样的往事。此外,在他跟哥哥的通信言及童年和女性时这方面心迹表露得最显豁、最真实。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先生也是知名的文学批评家,终生未娶,夏志清当然比哥哥幸运。但是看他跟其兄通信和他在亡兄死后整理出版哥哥日记中的感叹可以察知,他们有些相似的童年、相似的情怀和相同的女神情结。对女性这个话题,他们是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远不如平日里他们看不起的那些调皮捣蛋品行学习都不好的男孩子们讨女生喜欢。 如果我们知道他童年的这些心结、那些孤独和闷骚的日子,他成名后的那些疯话、那些狂狷、那些“嘉言懿行”其实就找到了症结。可悲的是,不论成名后的夏志清说什么,总有一众拥趸来无聊捧场叫好。皇帝一着上新衣,粉丝的赞美叫好声就膨胀了夏志清的发表欲。夏志清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如果他早知道这样并不美,或许他不会这样放纵自己胡说的。 其实,并不能说没有人敢当面批龙鳞直接给他难堪或者寒碜他的“睿智”和“幽默”谈吐,而且真巧,敢于当面批他的恰巧也都是几位女性。张爱玲这样做的时候太早,笔者无缘得见。但是其他几位敢于当面逆袭他的女士笔者却是有幸亲睹甚或忝陪末座的。我看到被夏志清捧红的女作家琦君(曾有电视剧《橘子红了》享誉全国)、夏志清的老同事潘纫秋小姐甚至还有他的晚辈纽约某大学的教授陈某石等都对他当面不客气地指责(居然还是在他的庆寿宴上);而纽约大学的女教授李渝更在被邀请参加夏志清纪念会发言时对台下的夏志清直言批斥,那寒碜啊……相信一般人实在会汗颜。但人家夏志清真的可以算是有雅量,不仅不愠不火,甚至能够笑言解颐自我消化,这功夫和火候,相信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夏志清与曾经的偶像钱鍾书 当然,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夏志清的这种童年崇拜和偏爱情结并不局限于女性作家,如对他童年偶像钱鍾书也是这样;甚或也不仅仅局限在他熟悉或曾经景仰过的作家身上,如他后来对沈从文、张天翼、吴组缃等作家的评赞也充满了真知灼见,这却是让人不得不佩服的。 英国因写福尔摩斯出名的作家柯南道尔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女人个个都美,但有一些比其他女人更美。”这话简直像极了夏志清说的。夏公是个泛爱主义者,他对女性温存礼貌,倒真的不挑长相也没有年龄歧视。 珍重文字的文学贵族 夏志清一辈子出入文字,但从不游戏文章。他非常珍重笔墨,凡落笔必郑重其事决不草率或者敷衍。 圈子里的人也知道,夏公写中文和写英文大不同。记得齐白石晚年曾经自评自己诗第一、印第二、书法第三、画第四。我觉得这里面有些矫情或者应该将整个排序倒过来。因为齐老爷子当然知道他的诗谈不上好而他全是靠画画吃饭的。这是老爷子自己的生意经,用的是反衬法抬举自己。但是我们读夏志清的写作,却会发现他的确有不同侧重:其英文写作最为精辟凝练或堪称经典,字斟句酌非常完美,甚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笔者不止一次听到美国同事或者西方汉学家称道夏志清的英文写作之优雅远超受过良好教育土生土长的西方白人。夏志清的中文写作呢,也配得上精辟;他在文论方面鞭辟入里条分缕析,不乏幽默和诙谐,虽然有时有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倾向性,但却都是以理服人,富有雄辩性的。夏志清的散文也堪称独到。他论文忆旧写情述境夹叙夹议,虽然有时离题万里但却都是好材料鲜美多汁,而且迷途知返最终总能回到原地;这种情致居然成了他的风格,成就富有夏氏特色的“多声部”大散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著 基于此,若是笔者给夏公一个总结,我倒认为他的成就是英文写作第一,中文学术高头讲章第二,夏氏散文第三,倒是他那些被世人盛传所谓诙谐幽默甚至睿智的讲话和谈吐最不能代表他自己的风格,只能排在最末。 夏志清为人没有架子,但对文字却非常苛刻。在他晚年,有不少人求他评点甚或写个只言片语评论之类,他从不轻易从命。笔者知道他有个几十年深交的友人求他写篇短序,他宁可耽搁了大半生的交情也不愿敷衍成文。他是个视文名、视文字神圣若生命的老人,一个惜墨如金、对文字尊崇至圣的最后的文学贵族。 跟夏志清熟识的文友大约都还有这样的经验,收到夏志清的赠书或者他新发表的文章赠你,你会常常看到他在上面批改或者涂抹的笔迹。不管是多么新、多么漂亮涓洁的书,他都不吝用钢笔或者圆珠笔涂抹和纠正、校对上面的错别字或者标点符号等然后再赠人。 在珍重文字方面,我很少见到有人像他这样的洁癖、这样的认真。 为人的随和率意和文字上的不妥协不含糊成了他做人的招牌。由于夏公对文字的要求达到了挑剔和完美主义的高度,他很难满意别人的文笔,更不想让人为其写传记;也怕别人替他组织文章、编选集之类。记得大约是2007年夏,上海某出版家想组织出版左中右三位文化大家的读书体会录,左是王元化,中是季羡林,那右自然是夏志清。委托一位学者来纽约征求夏公意见,夏志清听了莞尔一笑嘿然漫应,不置可否。左中右缺了右,这个计划只好搁浅了。 深知夏志清为人的这位学者对此没有遗憾。其后不久,某天夤夜家里就突然接到夏公来电,恰巧此人不在家,夏志清告其妻子转告让其不论多晚回来都要连夜给他回电话说是有急事。 待到他近午夜时回家打电话回夏公方知,原是近来有深慕其名的晚辈学生(其实此人也已是美国的大学教授了)想编写他的书并误传请此学者参与编撰。夏志清嘱咐这位学人千万不要介入,没有他的亲自授权任何友人都不要支持和参与这类事情。这样的认真使人深有所感。他对自己文字的爱惜、警觉、这样决绝、这样防患于未然,虽然有些“防卫过当”,但也让人佩服其为人为文标准之高。 如今斯人已逝,思之惟余感伤。我尝想,夏志清与其这样左挡右防洁身自好最终身后留下一张白纸,何如在有生之年能够亲见的情形下看看世人或者圈子里的人对自己的观感和评价? 夏先生是喜欢辩诬的。他有雄辩之才,可惜他已经安静地走了,留下了一生的是是非非由人们评说。历史无情也有情。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夏志清都是一座丰碑,历史和时代的丰碑。他经历了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也领受了时代的滋润和阳光。他巍峨也苍莽,深刻也奇崛,这碑座上有葳蕤的青翠也有混浊的泥土。可是,只要你研究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史、只要你对比较文化感兴趣或者关心中国文艺的方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夏志清,相信你绕不过这座大山。 夏志清简介:原籍江苏吴县,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任该校中文名誉教授。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英文专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和《夏志清论中国文学》(2004年)。中文论文集有《爱情·社会·小说》(1970年)、《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77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1987年)、《夏志清序跋》(2004年)等。2013年12月29日病逝于纽约。

来源:新金沙平台晚报·五色土
抗战时期如何拍电影?回顾八路军电影团的“草台班子”

1938年8月,《马路天使》的导演袁牧之和吴印咸化装成普通的八路军战士,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素有“千面人”之称的袁牧之,自从双脚踏上黄土高坡那一刻起,“千面”全都转变成了“一面”。他把自己只当成革命队伍里的一位新人,打着绑腿,过起了供给新金沙平台网站。 由于正式加入了八路军,袁牧之每月有5元边币薪金,这是延安干部中的最高标准。吴印咸是特邀摄影,每月给他老家发120大洋,供其家用。这个安排虽然周到,不过,比起吴印咸过去的工资水平,并不算多。 ▍1936年袁牧之编导《马路天使》时的留影(资料照片)。供图:新华社 ▍青年时期的吴印咸 1938年9月,八路军政治部电影团,正式成立。 《延安与八路军》 吴印咸的女儿、延安娃吴筑清说,电影团与当时延安的自发社团完全不同,是按八路军正规编制建立的军事机构,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电影和图片拍摄机构,而且直接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并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 成立之初,全团只有6人,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学员中调来叶苍林和魏起担任剧务。 他们当中,从事过电影工作的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三人。徐肖冰抗战爆发前曾给吴印咸做过摄影助手,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进入抗大学习,没想到这次又在延安相遇,他还是他的摄影助手。 ▍1939年拍摄电影时的合影 他们的全部家当被称为“两动三呆”。“两动”是指两台能拍电影的机器,35毫米的“埃姆”,是伊文思所赠; 16毫米的“菲尔姆”,购于香港。“三呆”是指三架拍照片的相机,其中一台是徐肖冰的,另外两台是吴印咸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的。胶片共有16000尺,再加上一些洗印药品,这就构成了延安电影团的全部生产资料。 虽然条件远比不上上海,但是他们却执着地相信,即将产生的是一部立意高远、无愧祖先的作品。吴印咸在拍摄手记中写道,“从祖先坟上开始我们的工作”。 1938年10月1日这一天,摄影机的转动打破了古柏林中的寂静。在庄严的黄帝陵前,刚刚成立不久的延安电影团开机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纪录电影,在此拍摄第一组镜头,可谓意义深远。 镜头一转,又转到黄土高原崎岖的山道上。 1938年夏秋之间,2000多名爱国青年风餐露宿,从这条路奔向延安。延安为什么会有如此魅力?延安的新金沙平台网站究竟是怎样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是如何展开的?在导演袁牧之的计划中,人们将在《延安与八路军》中得到答案。 战争的残酷很快显现出来。两个月后的一天,尖锐的警报声骤然响起,延安遭到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轰炸,造成4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当时,吴印咸和徐肖冰正在窑洞里对摄影机做维护,一颗炸弹刚好在窑洞一角落下,屋子里顿时布满了灰尘。几乎是同时,吴印咸扑到桌子上,用自己的身体掩盖住了所有零件。奇迹般的,他没有受伤,一桌子的摄影机零件,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 延安的拍摄顺利结束,电影团将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特意为他们送行,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能力,但将来的工作是很多的。比如,现在拍长征不可能,过几年你们就能拍了。 ▍吴印咸正在为毛泽东拍照 在炮火硝烟、危险与忙碌中,战地拍摄转眼进行了一年,所拍摄的素材急需进行后期制作。于是,袁牧之携带拍好的底片返回延安,留下吴印咸、徐肖冰各带一组,分赴平西游击区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拍摄。 电影的后期制作工序复杂,延安不仅没有设备和器材,就连电都没有,该怎么办呢?在苏联的解密档案中,张岱发现了一份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绝密电报,其中介绍了片子的来龙去脉,袁牧之和冼星海的身份,以及这部片子的重要性: 原打算把这些胶卷寄往美国或香港,但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说,这些胶卷在寄往美国和香港的途中因海关警察的监督和检查有受损或被没收的危险。经过认真讨论后,我们决定将这些胶卷送往莫斯科显影,以使这些复杂的照片能正确地剪辑成影片……请你们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时间一拖延,电影胶片就有损坏的危险。这将是第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人民、共产党和八路军反对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战斗影片。它对国际和中国国内宣传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940年3月26日,延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迎接从苏联归来的周恩来。那一天,周恩来约见了袁牧之,告诉他党中央已安排妥当,让他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冼星海同行,前往苏联完成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离开延安时,组织上还把底片安排在周恩来的车上,免受国民党检查,保证了绝对安全。 在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底片洗印出来,冼星海的配乐也完成了,正当准备进行剪辑时,一场风暴却不期而至。 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闪电战,莫斯科电影机构纷纷向后方撤退。袁牧之和冼星海听从苏联方面的安排,辗转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然而,就在他们互祝平安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装有《延安与八路军》所有底片的箱子竟然不知去向。 袁牧之尽最大努力打听和寻找,可是没有任何线索,它的呼唤在战争的轰鸣声中被淹没了,所有理想和创造都在瞬间灰飞烟灭。 更令人痛惜的是,因为战争原因,袁牧之被困在苏联长达五年三个月之久。冼星海因为长期劳累、贫病交加,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苏联,年仅40岁。 《白求恩大夫》 《延安与八路军》真就全部散失在了遥远的莫斯科吗?吴筑清苦笑着说:“未必,可是找回来很难。” 1950年,在中苏合拍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中,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意外看到了《延安与八路军》中部分弥足珍贵的镜头,并且听到了熟悉的冼星海风格的配乐。 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曾派人去苏联找回一些《延安与八路军》的片段,这些资料,后来大多用在中央新影的影片《延安散记》等纪录片中。 1959年,中央新影的编导高维进到苏联搜集材料时,曾正式向苏联方面查问过这部影片的下落。苏联有关方面答,在苏德战争期间已将这部影片的全部底片和素材,交给了当时在“第三国际”工作的一位同志带回中国,至于下文如何,无从查究。那时,中苏关系恶化,到底是不想给,还是懒得找,或者压根没有,也就不得而知了。 《延安与八路军》这部中共自己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终究无法以全貌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电影团永远的遗憾,更是党的重大损失。 不过,不幸中也有万幸。离开延安之前,袁牧之曾和吴印咸商量,已经拍摄的几千英尺胶片,是冒着生命危险抢拍下来的,而且胶片体积大、分量重,背着这些宝贝远赴苏联,漫漫路途之中一切都难以预料,万一有闪失,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几经斟酌,最后将一部分内容相近的16毫米的底片暂时留在了延安。更为难得的是,有关白求恩大夫的影像素材因为没有在拍摄提纲中,被完整的保留下来。 这部分电影资料后来在延安用手工冲洗出来,随东征纵队,用小毛驴驮着,历时九个月带到东北兴山(今黑龙江鹤岗市),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新金沙平台,如今保存在中央新影的资料库中。 2013年,为创作文献纪录电影《电影先锋》,中央新影的编导毕琼用一年时间,反复回看了这些胶片。 “走进资料库,会肃然起敬。”毕琼对记者说,其中有很多资料是迄今尚未面世的镜头,它们是如此的真实、生动,使人不得不感叹延安电影团的努力和心血。 在调阅胶片的过程中,毕琼还发现了二十多处当年拍摄时留下的“场记板”画面。这些“场记板”有时候是一张拿在手中的纸片,有时甚至是放在小狗身上的一块小黑板。由于当年胶片奇缺,这些画面常常只有几个画格,但是它们的存在,足以说明电影团的专业精神。 毕琼发现,和很多主旋律影片不同,这些素材聚焦最普通的老百姓,朴实无华的画面却洋溢着热情和亲切。素材中,有在河北唐县举行的新战士欢送大会;有妇女们像男人一样拿起刀枪;有热火朝天的军工生产。“电影团将这些场景记录下来,一定是相信,其中蕴藏着中国必胜的力量。”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着重向吴印咸介绍了白求恩大夫,并特意安排他住在白求恩隔壁。随后,电影团跟随白求恩从冀西转战冀中,跟拍将近两个月。 画面中的白求恩大夫,用自制的医疗器械为百姓检查,细致地包扎伤口,还把一整套实用高效的战地医疗方案带给了八路军。无论走到哪里,白求恩都会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拥戴。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两万兵力向晋察冀边区发起了气势汹汹的冬季扫荡。28日,在距离摩天岭战场仅几公里的地方,白求恩将战地手术室设在了山坡上的一座小庙里。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不断被送来,小庙前的空地上已经排满了几十架担架,白求恩大夫头也不抬地忙碌着。就在此时,一束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他身上,吴印咸在拍摄影片的间隙,举起相机拍下了白求恩专注的神情。 就是在这次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不幸感染,几天后他又遭遇了另一次更加严重的感染,距吴印咸的拍摄仅两周,他就逝世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吴印咸拍摄的“决定性的瞬间”,不仅成了珍贵文献,也是艺术上的经典之作。 ▍白求恩大夫在手术中 吴印咸/摄 吴印咸的女儿吴筑清对记者说,无论住在哪里,父亲都将这张照片挂在墙上,如果说别人的座右铭是一句话,那父亲的座右铭就是这张照片。 1962年,这些资料由中央新影编辑成纪录片《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大夫以最真实的面貌走上大银幕。 《南泥湾》 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结束,吴印咸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已经实现了当初的诺言,现在该往何处去呢?这两年来,延安展现出令人“着迷”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吴印咸,他请求组织停发每个月120块大洋的安家费,转而领取每月1块钱的边币。 吴印咸留在了电影团,却不知电影团正面临着被精简的危机。 1941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描述延安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延安难,电影团就更难了,胶片来源断绝,完全没有补给,只能用剩下的胶片, 精打细算地使用。电影团没有胶片,就像战士没有枪,还能打仗吗? 为克服困难,延安实行“精兵简政”,不少文艺机构或合并或精简,但看似无用的电影团却被保留下来。在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心里,摄影队的8个人和放映队的6个人,是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精英,散伙容易,想再聚起来可就难了。 为减轻政府负担,吴印咸带领电影团的人开荒种地,当年就做到粮食自给有余。他们还开办照相馆,举办了摄影展览,自主解决了办公费用和新金沙平台网站开支。 经费解决了,但电影团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作品怎么行?再难也要拍电影,当中央提出要拍南泥湾的时候,吴印咸把目光投向了最后的2000英尺正片上。 作为专业人员,他当然知道,拍电影需要用负片,正片是翻拍拷贝用的,而且这些正片都过期四五年了,感光度差,只要照明条件稍差,或者是移动的物体,就很难保证成像质量。可是条件如此,电影团已经别无选择。 1942年秋,在359旅进入南泥湾屯垦一年后,摄制组也开进了南泥湾。为了不浪费一格胶片,吴印咸全程掌镜,最终用1500英尺正片完成了拍摄。如今观众看到的挖窑洞、挥镢垦地、纺线织布、驮盐运输的镜头,洋溢着勃勃生机,和独特的艺术气息,都是因为出自大师之手。“可惜没有照明设备,没留下来晚上热火朝天的开荒场面。”吴筑清说出了父亲的憾事。 在延安进行后期制作本不可能,这个问题在拍《延安与八路军》时就遇到过了。但袁牧之几年未归,电影团哪敢再重蹈覆辙。 越是艰难,越需要榜样,为了尽快把南泥湾的事迹传扬出去,电影团决定因地制宜,用最原始的土方法,手工进行后期制作。 影片的冲洗,水是不能少的,而且需要流动水,延安是缺水的地方,更没有自来水,但是上天助人,驻地就在延河边,山脚下尚有几个深水井。电影团的小伙子们背水上山,又弄了几个大缸,反复澄清。没有灯,就用自然光曝光,房顶开个洞,肉眼观察阳光,寻找曝光的时机。 没有电影编辑机,甚至连一块放大镜都没有,剪辑自然不易。18岁就剪出《马路天使》的钱筱璋开动脑筋,找来一面镜子,把日光反射到胶片上,在方寸之间寻找着剪接点。最后,拍摄的1500英尺素材用上1300英尺,折损率降到了最低。 1943年2月4日,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俗称《南泥湾》)在延安首映。放映效果比起我国早期有声电影还要好,画面与音乐、解说互相烘托,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许多不明底细的观众还以为延安能制出“有声电影”,一面惊讶,一面自豪。 ▍南泥湾屯垦 吴印咸 摄 他们哪里知道,银幕后面演“双簧”呢! 配乐用的留声机和唱片是从毛泽东那里借的,解说是工作人员通过小喇叭,现场向观众讲解。放映队带着这部片子和手摇发动机,走遍了陕甘宁边区,所到之处,都跟过大年似的热闹。 这一时期,延安电影团还为许多中共领导人拍过肖像。这些照片极为准确地捕捉到了人物的个性:温厚淳朴的朱德,灵活洒脱的周恩来,内向持重的董必武,心胸宽阔的林伯渠……这些以陕北窑洞为背景的照片,为后世留下了领袖们的延安形象。 为了尽可能多地将延安的火热新金沙平台网站记录下来,电影团本着“宁精毋滥”的原则,有选择地拍摄一些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素材。不过,不论多么重要的题材,也只能拍摄有限的几个镜头。 这样,他们相继拍摄了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大事件。现在看来,这些影片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新中国没有忘记《南泥湾》,延安电影团的成员们更没有忘记他们亲手制作的第一部纪录片。钱筱璋是《南泥湾》的剪辑和解说词撰稿人,也曾长期任中央新影厂长,在他的主持下,《南泥湾》成了真正的有声电影。 《电影先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为了开辟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抽调10万名干部派往东北。延安电影团也接到命令,去长春接收远东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日伪的“满映”。 电影团在东北找到了新的使命,而远在阿拉木图的袁牧之,竟然与延安的同志们不谋而合了。 1946年春,在抚顺大街上,电影团派到东北的先遣队员钱筱璋猛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这出乎意料的相逢,令双方都愣住了。袁牧之,这位被延安电影团苦盼了整整五年的人,竟然出现眼前,钱筱璋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袁牧之也没有想到,钱筱璋会到战火中的东北来。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备尝困苦。直到战争结束,党中央开始安排留苏人员陆续回国,他才得以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出发,经过莫斯科和西伯利亚,和李立三等人回到祖国。这次赶到抚顺,是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报到。 这是多么不寻常的相逢!上海沦陷时,两人曾相约到延安去拍纪录片;奔赴延安时,钱筱璋曾为袁牧之送行,此后整整七年半,天各一方,却又在这关键时刻走到了一起。 袁牧之的到来,使接收工作有了带头人。但接收工作刚开了个头,国民党就把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内战一触即发。作为战略撤退的一部分,东北局决定将接收的“满映”器材运往后方,并动员职工一起前往。 张岱感叹道,“东北局宣传部就三个半人,却要说服厂子里的上百号人一起撤,我到现在都想不出,他们是怎么做工作的,竟然把厂里的日本人都说动了。离开长春,连颗螺丝钉都没给国民党留下。” “满映”整体迁往兴山市后,延安电影团的大部队也随东征纵队来到这里,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 袁牧之任厂长的“东影”创办时虽然艰苦,但成绩却非常突出,从1947年到1949年,他们创下了中国人发展电影事业的六个第一: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和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东影”又派出32个摄影队,陆续南下。一个摄影队,就是一台摄影机,一个摄影师,一位助理,他们不是战士,却永远冲锋在前。在这当中,有15批摄影队成员来自延安电影团,有三位同志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所有的牺牲与苦难,最终都凝结在胶片上。为延安电影团写书做传之后,吴筑清和张岱又有了新的期盼,她们说,“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失散的片子找回来。”而中央新影把纪念延安电影团的纪录片取名为《电影先锋》,是因为这批人以超越时代的先锋精神,开创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责编:董少东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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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天使》风靡之际,袁牧之为何投奔延安?

《马路天使》的导演为何在当红时突然消失?白求恩大夫手术场景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南泥湾事迹是怎么传扬开的?说起红色延安的记录者,我们总想起埃德加•斯诺,想起那些冲破封锁的外国记者,却往往忽视了延安自己的摄影摄像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习称延安电影团)。 抗战初期,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最早的延安电影人。 ▍1938年,延安电影团在清凉山拍摄。上层岩石右立者为袁牧之,举摄影机者为吴印咸,中间坐者为叶苍林,下层岩石左一立者为李肃。徐肖冰摄 他们在最艰苦的岁月,用最简陋的设备,质朴地记录延安抗战岁月。这些影像资料,尽管画面已不甚清晰,声音也偶有中断,但对领袖风采的准确捕捉,对战斗瞬间的真实记录,更衬托出其珍贵。 当胶片成了历史,延安电影团成员也大多离世了。为了填补这段电影史上的空白,他们的后人,两位退休老人,重新拾起记录的力量,努力还原了这段传奇。 《风云儿女》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延安影像,如白求恩在手术台上的镜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镜头,以及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诸多新金沙平台网站照片,用光讲究,构图精当,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外国记者的手笔,其实,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国产”。 ▍白求恩(右一)在晋察冀边区涞源县临时手术室里,为伤员做手术。吴印咸/摄 新华社发 抗日战争初期,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几位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红色延安记录者。 从1938年抗战到1946年挺进东北,电影团在延安拍摄了整整8年,留下了厚重的影像资料,但记录他们自己的照片却屈指可数。 著名摄影师吴印咸的女儿、延安娃吴筑清,搬出厚厚一本延安影像集,但影集里鲜有父亲在延安的单人照。“可惜啊,他们拍了延安八年,但却不舍得把镜头对准自己。” 当时胶片有限,电影团有“不准给自己人拍照”的纪律,幸亏几个年轻人练手时偷偷拍过,给电影团留下了几张照片。更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历史只零星散落在回忆录中,因为没有完整的述说,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段空白。 “电影团的这段历史本该由父辈来书写,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去了,眼看着这段历史越来越简单模糊,甚至常常被忽略,我们只好拿起笔。”延安电影团成立70周年前夕,作为第二代的吴筑清和张岱,又重拾了老一辈的信念——记录是一种力量。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仅仅三个月的密集采访中,这个几十人的小单位就有三人陆续离去。如今,健在的电影团成员只剩下张岱的母亲、百岁老人张建珍了。 不过,也许正因为跨越了几十年,很多历史文献已经公开,回忆录也相继出版,延安电影团的故事反而越来越清晰。在吴筑清家,当两位老人对记者讲起这段故事时,一个个人物、事件又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我俩的父亲,一个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摄影师,一个是剪辑师,当时在上海,月薪150大洋,他们到延安去,是有袁牧之、许幸之这样的引路人。”吴筑清和张岱对历史的追寻,是从左翼电影运动开始的。 1931年,战争的阴影投向中国东北,即使是在纸醉金迷的大都市上海,神怪武侠、风花雪月也不再受观众欢迎。中国当年最有影响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穷则思变,向几位新文艺工作者伸出了橄榄枝。 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先找到安徽芜湖的同乡钱杏邨(阿英),邀请钱杏邨和夏衍、郑伯奇三人加入明星公司。 要不要帮资本家拍电影呢?夏衍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当时在上海领导共产党文化工作的瞿秋白拍了板。他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何不利用资本家的设备学一点本领?” 为了把这件事办好,中共中央“文委”还特地成立了一个电影委员会。别看这个小组才5个人,但不同凡响的新内容和形式,却给当时奄奄一息的电影业,带来了生机。1933年,上海的“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公司共摄制50余部影片,其中左翼影片或受左翼影响的影片就有43部。 左翼电影在民众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国民党打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没底线。1935年,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夏衍、阿英、郑伯奇被迫撤出明星影片公司。 不过,电影小组没有气馁,他们又另起炉灶,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商业电影公司。为了办好“电通”,“左联”把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袁牧之输送到了电影界。 ▍1936年袁牧之编导《马路天使》时的留影(资料照片)。供图:新华社 袁牧之本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但他从小痴迷戏剧,甚至不惜跟家里断绝关系,也要闯荡上海。有一次,一家照相馆要拍橱窗,袁牧之只用一套西装,一条领带,一顶礼帽,就创造出卓别林等西方十位电影大师的形象,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因为善于化装造型,袁牧之在戏剧界有了“千面人”绰号。 电通公司成立之初,陷入无戏可拍的境地。这时,刚从戏剧转入电影行业的袁牧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仅用几天时间,就创作出了《桃李劫》。 许多青年唱着其中的《毕业歌》,“去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主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也因此一炮而红。 1935年,《风云儿女》上映。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作者田汉在拍摄期间被捕,他在狱中写出了该片主题曲歌词,由探监的女儿偷偷带出,又由聂耳谱曲,这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26岁的男主角袁牧之,明知很危险,仍用意气风发的声音在电影中首唱了这首歌。 ▍《风云儿女》 供图:新华社 同样临危受命的还有吴印咸,因为对光影特别敏感,又是美术科班出身,没有任何电影经验的他,被导演许幸之推到了摄影师的位置上。 演而优则导,在电通公司,袁牧之还编导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别看电通公司虽然只存在了两年,正式出品的也仅有四部影片,但这四部影片中,袁牧之担任主创的就有三部,还把摄影师吴印咸等新人培养成了业内高手。 1937年,山雨欲来,上海电影业也遭遇了空前危机。不仅电通公司办不下去了,就连明星公司也难以为继,重组,欠薪,陷入破产边缘。就在此时,《马路天使》横空出世,成了上世纪30年代的巅峰之作。 虽然“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但《马路天使》首映后仍席卷上海滩,创下了连放21天,10万人次观看的票房奇迹,片中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更是唱遍了大江南北。 这部电影不仅是当年最卖座的影片,在艺术上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诞生至今的80多年里,它奇迹般地经历了各个时期,始终为人喜爱。 著名演员周璇曾经说过,她一生没有什么满意的电影,除了《马路天使》;赵丹也曾经说过,他真正的演员生涯是从《马路天使》开始的。 这部电影如此经典,其实不仅是周璇和赵丹主演,更是因为有袁牧之编剧、导演,有吴印咸掌机,有贺绿汀编曲,有田汉配乐,有钱筱璋剪辑,如此鼎盛阵容,怎能不好看? 世界著名影评家乔治•萨杜尔曾在《世界电影史》中不无惊讶地写道:“谁要是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年仅28岁的袁牧之,用实力证明自己不仅是演艺明星,更是集编剧、导演、文艺评论于一身的天才电影人。 不过,《马路天使》是袁牧之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也是最后一部。抗战爆发后没多久,这位鼎盛一时的大明星就“失踪”了。等到他再次回到大众视线中,身份已经变成了创立延安电影团、担任新中国电影局第一任局长的袁牧之。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有五尊“中国电影开拓者”的塑像,其中一位就是他。 ▍一位工作人员在对中国电影博物馆内的夏衍、袁牧之等五座中国电影开拓者塑像进行摆放调整。供图:新华社 《四万万人民》 《马路天使》公映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一个月后,战火烧到了上海。曾经繁华喧闹的温柔乡瞬间被碾碎,生死之间,不仅演绎着一城一地的悲伤,更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上海沦陷后,电影业在战火的威胁下全部歇业。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13个救亡队,将大部分文艺工作者撤出孤岛。袁牧之被编入一队,却没有随队出发,虽然摄影棚没了,但他仍然要做电影,而且要做新闻电影纪录片。 电视出现以前,新闻最直观、真实的表现方式是纪录片。而最早表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新金沙平台网站的新闻电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录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当时的陕甘宁地区,作为红军大本营所在地,却被“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特别是“如同坚石炮垒一样有效的新闻封锁”。此时,斯诺经宋庆龄介绍,走进了陕北。 作为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随身携带了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在广泛采访的同时,他利用摄影机将苏区的新金沙平台网站第一次记录在胶片上。其中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形象,也有红军步兵和骑兵操练、检阅及野战演习的场景。 1937年2月,斯诺在燕京大学的临轩湖,举办了一个陕北采访的照片展览,放映了这些新闻素材影片,并亲自解说。参观展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女士格外兴奋,她就是袁牧之的银屏情侣、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 陈波儿此次到北平,原想在燕园演出左翼戏剧,却遭到当局阻挠。恰巧这时,她意外地看到了斯诺的展览,看到了红军领袖的形象和苏区的真实新金沙平台网站。陈波儿非常激动,回到上海就将所见所闻偷偷告诉了好友袁牧之。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有力,斯诺这样的片子,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拍!”袁牧之和陈波儿一拍即合,又拉上剪辑师钱筱璋,相约去延安拍摄纪录片,去记录真正的抗日力量。 可他们当时赤手空拳, 拍片所需的经费和器材一无所有,怎样获得战地使用的轻便摄影器材?怎样深入到华北敌后游击区去?怎样组成一支甘愿冒风险的拍摄班子?这些都不是马上能解决的问题。在陈波儿的劝说下,袁牧之决定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 在武汉,袁牧之、陈波儿主演了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这部影片是根据上海抗战中的真实事迹拍摄的:1937年11月下旬,中国军队八百名士兵(实际不足八百)在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一名女童子军冒着炮火游过苏州河,将一面国旗送到军队手里。 在这部影片中,袁牧之把谢晋元强烈的爱国热情、大敌当前时的坚定,以及军人的责任感,都表现得非常到位。但讽刺的是,片子还在拍摄中,现实中的谢晋元却被关进了监狱。 袁牧之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就参加演出阳翰笙写的《八百壮士》……但问题在于该片还没有拍完,那个营就在上海租界,英帝国主义的所谓‘调解’下,被关进了英租界的监狱中。这使我感觉到故事片很虚假,没有意思,认为纪录片对于宣传抗日作用更大。” 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建议,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新闻纪录片。没想到的是,周恩来为此亲自接见了他,更想不到的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更加庞大的设想——“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 当时,共产党虽然制作了一批有影响的左翼电影,但是电影的审查权在国民党手里,连“抗战”二字都不能在电影里出现,更何况是无产阶级思想了。 即使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新闻纪录片也只能宣传国民党和蒋介石,这就使中国普通民众和外国人了解不到,还有一支非常重要的中坚力量,在敌后浴血奋战。 更让周恩来深感遗憾的是,在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人员和设备,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都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因此,周恩来想要的不仅是一部纪录片, 更是要着手建立党的电影事业。可是,电影远非话剧和文学那样,可以因陋就简地从大都市移植到山沟里,电影需要技术器材方面的准备,更要有一批专业人才。 拍摄共产党八路军的电影,没有共同信念的人是拍不出来的;在条件艰苦的地方拍摄,没有相当的艺术与技术水准是拍不出来的。而眼前的袁牧之,让周恩来下定决心,即使延安四面被围,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共产党也可以有自己的电影机构。 1938年初夏,袁牧之在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购买了一架二手的16毫米电影摄影机和近万尺胶片。这些器材现在看来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非常昂贵,在经济条件异常困难之时,党拿出这笔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回到武汉,周恩来又安排袁牧之与荷兰摄影师伊文思会面。 ▍伊文思 ▍1979年11月28日伊文思在新金沙平台饭店。供图:新华/TAKEFOTO 伊文思是世界纪录电影大师,哪里在燃烧他就拍哪里。1938年1月,刚刚拍完西班牙内战的伊文思同两名助理,带着一架大摄影机、两台手提摄影机和2万米的胶片,通过美国援华协会来到汉口。 他原本准备立即奔赴前线,但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监视,不让他与共产党人接触。后来,他争取到拍摄“台儿庄战役”的机会,并筹划秘密前往延安。但到西安后,国民党对他的限制更加严厉了,还要求他每晚7点以后不能离开旅馆。无奈之下,伊文思不得不返回汉口。 伊文思在中国9个月,拍出了心血之作《四万万人民》,其中有一段讲到拍摄受挫,经过秘密渠道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拍摄了一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开会的镜头。 即将离开中国时,伊文思表示想见一见中国的电影人,于是就有了与袁牧之的一面之缘。这两位电影人一见如故,听说袁牧之能够赴延安拍摄,但手头却只有一台16毫米摄影机时,伊文思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手提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留给他。 这突如其来的雪中送炭,让袁牧之非常惊喜,但伊文思是临时起意,并没有把摄影机带在身边,于是两人握手、拥抱,约定明日再见。 周恩来了解到这次会面的情况,非常高兴,但他不同意两人再会。他周密地考虑到,这次长谈恐怕已经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如果再会,说不定会有危险。周恩来提议,找个人替袁牧之去取摄像机,而且这个人应该很少在武汉露面。 摄影师吴印咸无疑是这次行动的首选。他自入行以来,几乎所有的电影作品都是与袁牧之合作的,袁牧之要想在延安拍出高水平的作品,自然也少不了他。而且,吴印咸在抗战爆发后,不避生死,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了《中国万岁》。然而,这部片子却因为表现了“平型关大捷”而被国民党当局视作“宣传共产党的反动影片”,连底片都被烧毁了。另外,吴印咸刚来武汉,不易暴露。 ▍青年时期的吴印咸 对于袁牧之突如其来的邀约,吴印咸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几十年后,他曾真诚地说:“我是个搞技术的,不懂什么革命道理,也就是有点正义感。” 正是凭着这点正义感,吴印咸乘坐周恩来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中山公园西侧的一条马路边。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外国人。 “延安!延安!”伊文思用生涩的中文低声说了这么一句,就将一台35毫米“埃姆”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负片交给了吴印咸。那一夜星光黯淡,双方竟都未看清对方的样貌,直到1957年伊文思再度来中国,彼此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才在明媚的阳光下,仔细端详了对方的面容。 1938年8月,袁牧之和吴印咸化装成普通的八路军战士,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在远处默默为他俩送行的,只有我父亲钱筱璋。为了不暴露目标,周恩来安排他继续留在国民党的电影机构工作,直到‘皖南事变’后,才去延安。”张岱说 (责任编辑:董少东 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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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前,先农坛曾建起城南最热闹的游艺园

《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曾回忆说:“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林海音念念不忘的“城南游艺园”是在先农坛的坛地里建起来的,一向沉寂的先农坛曾经是城南最热闹的娱乐场。 ▍每次来先农坛,都很清静,如入涅槃境的清静。耳边鸦雀声阵阵,身旁森柏影郁郁,唯有古建筑之美静然绽放。 供图:胡德成/北晚新视觉供图 作为旧京“五坛”之一的先农坛,在中轴线上与天坛东西而立,规格只比天坛小一点,但经历坎坷。 中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历代对农事都极为重视,始建于明朝的先农坛,是中国古代祭祀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祭农场所。既然是为劝农所设,明清两代皇帝都要来此亲耕。 皇帝由王公九卿陪同,一路大张旗鼓,来至先农坛,先着礼服祭祀,然后到庆成宫休息,更换龙袍后,再亲耕“耤田”。“耤田”也就是俗称的“一亩三分地”,皇帝扶犁往返四次后,还要登上观耕台观看臣民耕地播种。 ▍观耕台上曾用木材和玻璃搭建起一座西洋风格的两层八角木亭,见证了城南公园的繁荣时期。拍摄于1920年代 ▍外国军官在观耕台上。摄于1902年至1905年间。 因其是皇家坛庙,除每年祭祀外,闲人免进,所以数百年间这里均古树参天、人迹罕至。八国联军入侵新金沙平台时,先农坛被美军占领成为兵营,太岁殿做了军队医院,神仓成为美军司令部,等到美军撤出时,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 民国以后,先农坛归属于内务部,可内务部经费拮据,便将先农坛的外坛墙垣拆除,古树、土地标卖。开设中央公园后,南城百姓颇有微词,觉得南城也应该有个公园,民国政府开始动议筹办,还派员去先农坛考察,其中就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 1915年,新金沙平台南城的第一座平民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命名为先农坛公园。其后,又将外坛北部和内坛合并为城南公园,并招商开设茶社、饭馆等。1919年,先农坛内还建起了两座新建筑:一座是以观耕台为底座,上建八角二层的观耕亭,门窗都安装着彩色玻璃;另一座是纯欧式的三层钟塔,俗称“四面钟”。 ▍1919年,城南游艺园里建起一座欧式钟塔,人称“四面钟”。当年坊间盛传,四面钟的修建影响了新世界游艺场的风水。新世界的建筑外观如同轮船,而四面钟则形似一座大铁锚。铁锚拴住了轮船,也就阻断了它的前(钱)途。两年后新世界果然发生火灾,从此一蹶不振。 值得一提的是,轰动一时的城南游艺园。1917年新金沙平台仿效上海的大世界,在天桥以西的香厂,建了一座五层楼的新型综合游乐场——新世界,开业后生意极为兴隆。广东人彭秀康便有意仿效这一模式,租用先农坛外坛北段的园地,于1918年开办了城南游艺园,成了新世界的有力竞争对手。 ▍1919年城南公园正门 不同的是,新世界建附设电梯的五层大楼,已经耗费了大量资金成本,不能迅速盈利。而城南游艺园开始只是搭建席棚等临时建筑,而后采取一边经营、一边建设的方式,所以获利颇多。 作为当时的综合娱乐场所,城南游艺园可谓应有尽有,不仅有京剧、文明戏、电影、杂耍等演出表演,还有台球、保龄球等游戏,有养着猴、鹿等动物的花园池沼,甚至还有星相医卜,可谓吃喝玩乐无所不包。 ▍1921年城南游艺园戏单 由于资金充裕,也为了跟新世界唱对台戏,这里还用重金挖来当时的名角艺人,如坤伶碧云霞、雪艳琴、孟小冬,鼓王刘宝全,相声“八德”的焦德海、刘德智,香港魔术大师韩秉谦等,游人自然趋之若鹜。齐白石也曾带着朋友来这里玩,但觉得人太多了,有点扫兴。 ▍先农坛东坛墙外,像是有重大活动,集中了大批的人力车。 可惜这好景只是昙花一现,由于城南游艺园仓促建设,质量堪忧,1921年京剧场西侧楼塌,摔死著名的燕三小姐,不得不关停一阵子,自此伤了元气。1928年,民国政府迁都后,这里越发萧条,不久就倒闭了。最不堪的时候,这里还曾一度成为屠宰场。在作家许地山笔下,先农坛由盛转衰,“古柏依旧,茶座全空。大兵们住在大殿里,很好看底门窗,都被拆作柴火烧了。” 让先农坛与体育结缘的,是庆成宫南面的足球场。1934年,时任北平市市长的袁良来到这座已经荒废的皇家祭坛勘察,决定在此处兴建北平市第一座公共体育场。然而,这次视察之后拖了两年体育场才开工,到“七七事变”爆发,工程又暂告段落。不过,正是凭借这个机缘,先农坛体育场成为新中国首座国家体育场。 ▍1936年,北平公共体育场始建于先农坛东南部,即现在的先农坛体育场。 2018年,作为新金沙平台中轴线申遗已确定的14处遗产点之一,先农坛庆成宫启动了腾退工作;“一亩三分地”也在去年恢复了耕种,还收获了金灿灿的谷穗。不远的将来,随着庆成宫的修复开放,先农坛侥幸保存下来的殿宇坛台和苍松翠柏,将再次焕发生机。 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徐家宁、陶然野佬、罗东生、韩立恒供图 责任编辑: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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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沙平台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演戏有讲究,演喜剧、重喜庆,鬼怪冤报内容少

在戏曲是唯有的娱乐节目的年代,大家只能去听戏了。尤其是清末民初之际,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里听戏就是很好的精神盛宴。那时的剧场内没有现代的灯光布景,但热衷此道者可以在闭目听戏时品出戏的真正味道。正如《北平岁时征》所载:“京都戏馆,俱于元旦开市。是日,各部梨园扮玄坛登场,呈金书‘开市大吉’四字为贺,各馆咸以先至为荣。除夕子夜,即张灯火以待。”大年初一就听戏,似已成惯例。那时京剧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生旦净丑,文戏武戏,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戏曲界又称梨园界,它曾有严密的组织和规矩,设在天桥附近精忠庙的梨园公会对于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间演戏是十分认真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戏曲并非是单纯的娱乐,而且还是宫廷礼仪,有的戏有一定的宗教内容,许多祭祀活动都有戏曲登台亮相,称之为“酬神”,演出的剧目被称为“酬神戏”。在“酬神”之外,戏曲还有教化作用,演什么讲究应时当令,不可造次。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期间演的戏已形成了模式,戏班不能随便变动。 昔日,戏班有腊月廿三“封箱”的习俗,在“封箱”之后,大年初一方可粉墨登场。不过,在“封箱”前后,戏曲界要搞一两次大的活动,以示梨园界的团结互助。如1929年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前,“北平梨园全班会串”就是新金沙平台戏曲史上一件大事。所谓“会串”,与“反串”意思相同。据《百年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一书载:“北平梨园每至年关有会串之举,所得票资完全为救济穷苦同行之用”。据说此次活动本拟在年底前举行,因尚小云、梅兰芳未在京,迟迟未办。经梨园公会协商,还是在当年腊月二十四日举行。此次活动尚小云、梅兰芳虽未参加,但演员阵容依然十分强大。从当时的戏单看,果然如此。 ▍梅兰芳在京剧《贵妃醉酒》中扮演杨贵妃(摄于20世纪50年代)。供图:新华/TAKEFOTO 那次“会串”共有十二个大戏上演:1、全本《长坂坡》,由杨小楼、程砚秋、马连良、高庆奎、郝寿臣、贯大元、钱金福、孟小茹、王惠芳等人出演;2、《一门忠烈》,由余叔岩、傅小山、罗福山等主演;3、《辛安驿》,由荀慧生、金钟仁、马富禄等主演;4、《探母回令》,由陈德霖、言菊朋、朱琴心等主演;5、《虹霓关》,由徐碧雪等主演;6、《宝莲灯》,由王幼卿主演;7、《战滁州》,由尚和玉主演;8、《上天台》,由时慧宝主演;9、《乾元山》,由茹富兰主演;10、《五湖船》,由富连成全体学员演出;11、《平贵别窑》,由斌庆社全体学员演出;压轴戏由裘桂仙演《大回朝》。演员阵容强,剧目也丰富,成为了梨园界传颂多年的佳话。 这种“会串之举”,系梨园界重要的慈善活动,故而在剧目上很随意、热闹,多为喜闻乐见的剧目。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期间演的戏,各个剧团要在戏码上下一番功夫,推陈出新,戏码要有吉祥、喜庆的含意,与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过年的气氛吻合。一些平日的剧目要“更名换姓”来突出吉祥、喜庆和欢愉。像《豆汁记》改为《鸿鸾禧》,当年豆汁是贫困人的食物,过年时再说豆汁太穷气了,故要改戏名。《刘备招亲》、《回荆州》改为喜气洋洋的《龙凤呈祥》。节日期间人们很忌讳杀了砍了一类字眼,因此将《打渔杀家》改称《庆顶珠》,而此戏与庆顶珠关系不大。《战长沙》由于沙与杀同音而改称《关黄对刀》,《坐楼杀惜》改称《乌龙院》,《御碑亭》改称《大团圆》等等,都刻意烘托节目气氛的吉祥喜庆。 ▍京剧《武家坡》剧照(资料照片)。程砚秋(左)饰王宝钏,俞振飞饰薛平贵。 供图:新华/TAKEFOTO 听戏看戏是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中的大乐子,但在旧日有些忌讳,演的差不多都是轻松愉快的喜剧作品,像鬼怪、冤报一类内容的较少。因是举家欢乐的日子,平日演的少儿不宜的“粉戏”如《马寡妇开店》、《小寡妇上坟》等就不再演了。老新金沙平台中山西人多,他们不大喜欢《玉堂春》中“洪洞县里没好人”的台词,而洪洞县内的大槐树又是明初众多外迁山西人的出发地,说这里“没好人”自然会得罪山西人,在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期间剧团尽量不演,不让山西老乡们不愉快。据《绮情楼杂记》记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个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为了慰劳生产工人,工会“特召集名伶演剧助兴”,京剧名旦张君秋特奉献拿手好戏《玉堂春》来慰问工人兄弟。“讵是日观剧者,多为山西人,而山西人最恶听《玉堂春》,盖以事出三晋也”,好事变成了坏事,“故张君秋出台不久,即被轰退”。 在老新金沙平台曾有许多戏园子(剧场),大多分布在前门外,如广和、中和、庆东等等,举不胜举。与此同时,宣南地区的各省会馆中有不少大的会馆有戏楼,一些王府里也有戏楼、戏台。这些演戏场所,除一般的喜庆堂会外,在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期间唱大戏酬宾娱乐也是热闹非凡,留下了不少梨园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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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沙平台戏曲界规矩多,大年初一再忙也要演戏

过大年听大戏确实是戏曲文化轶事,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到戏园子听戏的机会不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种需求。在辛亥革命以前,新金沙平台的戏园子多分布在外城,其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演昆曲、京剧的班子不会到珠市口以南的地区唱戏,尤其是到天桥,虽然天桥一带有些小戏园子。而在天桥一带卖艺的,无论是京剧还是评剧、梆子的演员,唱得多好多红也不能到珠市口北面的戏园子演出。天桥一带唱小戏的较多,票价很低,有的是“零打钱”,听一段收一段的戏,普通劳动人民可以接受。因此,在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期间,一些店铺学徒伙计及拉洋车的做小工的人可在这几天到天桥听听戏。花钱不多可以过过“戏瘾”,也算过年时奢侈了一把。 天桥一带的小戏园子,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期间没有前门一带戏园子在演戏时的那么多陈规戒律,也没有什么“跳财神”、“跳灵官”、“跳加官”一类的仪式和俗套,上来就唱,人们爱听什么就唱什么,只要欢乐就成。据老人回忆,老白玉霜当年演的《拿苍蝇》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但就在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期间在天桥唱红了。天桥的戏班子在演戏时往往有“现挂”,见到什么或与过年气氛一致会加上戏词中没有的内容,逗得观众哈哈一笑,算是有了年味。评剧演员新凤霞在其回忆录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内容。 ▍新凤霞在电影《刘巧儿》中饰演巧儿(1954年摄)。 供图:新华/TAKEFOTO 逛天桥在旧社会也有犯忌的,许多家庭不许子弟到天桥,其主要原因是家长认为说相声的“不说人话”,唱戏的“野调无腔”。为满足人们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听戏的“戏瘾”,年画中的“戏曲画”就派上了用场。老新金沙平台有过年挂年画的习俗,他们挂的年画主要来自天津杨柳青,少部分来自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中除以胖娃娃为主的《吉庆有余》外,最受青睐的是以戏曲为内容的,如什么《三英战吕布》、《挑滑车》、《长坂坡》、《岳母刺字》、《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从军》、《大闹天宫》、《牛郎织女》等等。这些年画过年时挂在墙上,老人们会将画中的内容讲许多遍,小孩们听了也算过了“戏瘾”,或者培养了他们的戏曲爱好,增加了历史常识。 ▍年画《牛郎织女》 戏曲内容的年画,让大批进不了戏园子,去不了堂会听戏的人多少也有了精神享受。至于京城戏曲爱好者的“票友”,他们在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期间不但去戏园子听戏看戏,而且还借年假期间“票戏”,登台表演,切磋技艺。在“票友”中有人因在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间或私家堂会“唱大戏演大戏”出了名,最后“下海”,以戏曲演唱为业。像京剧名家言菊朋、奚啸伯、孙菊仙、金秀山等都是票友出身。在清末时,一些王公贵族也加入票友队伍,使票友成为戏曲界的独特风景。票友们粉墨登场,让老新金沙平台的戏曲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唱戏对梨园界更为重要,戏剧家齐如山曾云:“从前戏界人员都很迷信,他们以为大年初一,必须演戏,倘这天不能演戏,则这一年不顺适,所以非演不可。比方初一演过之后,初二便无班可搭,他也认为没有大关系,而且许多老年的角色,一年不一定演几次,可是初一也要登台。还有许多青年角色,没到各处拜年,酬应非常忙碌,但是无论多忙,这天也得到戏馆子。”梨园界重视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唱大戏,观众百姓喜欢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听大戏,一来一往,使戏曲文化大大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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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多个皇帝爱听戏,同治会伴奏,专演灶王爷

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中听大戏唱大戏的习俗在清宫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清宫里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唱戏听戏的史料很多,比如慈禧从戏剧里学治国方略,同治皇帝喜欢在节日期间演戏凑趣,并且在《打灶中》专演台词不多的灶王爷等。 近人朱家溍 《清代内廷演戏始末考》及明代太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中,都对清宫演戏事宜有所记述。据学者王芷章考据,宫廷中演戏至少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他在《清昇平署志略》中说,东周时“盖王道既衰,诸侯不朝,纲纪驰废,淫辟是尚”,各诸侯国则开始“倡优之兴”演戏唱戏。到了清代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还有了专门演戏的衙门昇平署。在清初的顺治朝,因政权未稳固,且刚入主中原的满清贵族对汉文化接触不多,许多人不识汉字,更看不懂戏,故而那时宫中演戏尚无定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后及王公大臣识汉字的多了,宫中演戏已成定制,康熙朝已建立了管理演戏的机构,在乾隆朝宫中演戏之盛达到了顶峰。后来大清国运渐衰,宫中演戏唱戏的规模变小。但是,到了慈禧当政时,由于她恣意挥霍,使宫中演戏从规模、阵式、伶人多寡、排场等都超过了乾隆朝,演戏成了清王朝垮台的哀歌。 ▍《清音阁演戏图》,藏于故宫博物院。该次演出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台湾林克爽起义而举办的。 主管演戏的昇平署,除负责宫廷礼乐的安排外,最大的任务就是演戏,不但组织太监的戏班演,还负责挑选社会的戏班演戏,宫外的名角进宫演戏被认为“承应”,能进宫演戏在当年是名利双收的差事。 ▍昇平署腰牌 宫中演戏最隆重的自然是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期间的戏,帝后们对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朝贺时的“中和韵乐”兴趣不大,但对看戏听戏是很认真的。自称“公主”,但不是公主的裕容龄在清宫里呆了几年,她在《清宫琐记》中回忆了许多往事,虽有些是她无中生有编造的,但描述清宫过年的内容较为真实。她写道:“宫里自除夕晚上,演戏到初七日为止,慈禧天天去听戏,我们大家都陪她去听戏。”慈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文化水平低下,执政四十八年,她的许多手段差不多都是从听戏听来的,她把听戏当成了从政的“必修课”了。宫中唱戏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事,乃至白天“垂帘听政”,晚上“卷帘听戏”。 ▍没什么文化的慈禧爱听戏,并从戏中学习执政经验。供图:程功/北晚新视觉 宫中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唱大戏,并非单纯的娱乐,在慈禧之前的历朝皇帝把看戏当成了执政手段和宫中仪典,至少说明他是“真龙天子”,不混同于平民百姓。所以听个戏也有许多程序,看戏前要烧香拜佛。《清昇平署志略》记述的一次“除夕承应”中就有许多内容,皇帝“每于卯初至各等处佛堂拈香”,从早膳时就开始唱戏,“台上例演《昇平除岁》、《福寿迎年》等吉祥戏,午膳后演《金庭奏事》、《锡福通明》,晚膳后演《瞎子拜年》、《如愿迎新》,都是有吉祥含义的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戏”。慈禧在大年初一更是大演特演,慈禧对戏曲是行家里手,她不满足于只演《瞎子拜年》之类的承应戏,除了昇平署太监戏班外,京城不少名伶也来献艺,剧目更加丰富。 清代将演戏列为朝廷仪典,其中乾隆朝与光绪朝是两个高潮。光绪朝演戏多,慈禧是重要原因。不过光绪也喜欢听戏,甚至会打鼓伴奏。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母子回京的第一个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让昇平署演《膺受多福》戏,而且另赏“总管、首领、里外承差人等银一千三百五十九两”。在听戏方面,他们是舍得花银子的。 据《清朝野史大观》载,当年皇帝演戏的轶闻不少,其中称同治皇帝“所演则卑劣矣”,他喜欢在节日间演戏凑趣,但又不会演,在《打灶》只能演灶王爷来娱乐自己。灶王爷台词不多,同治在戏里摇头晃脑自取其乐。 ▍《同治帝游艺怡情图》,此图描绘的是年轻的同治皇帝身着便服,伏案书写的情景。画中的同治皇帝大约14岁,除人物外,图中陈设反映了晚清时期的宫廷陈设。(故宫博物院) 宫中唱戏的太监往往比其他太监晋升的快,隆裕太后与慈禧一样喜欢听戏,对唱戏的太监倍加呵护,小德张即是一例。此人由唱武生荣升为总管太监。此外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的“假光绪案”就与宫中演戏有关,据《世载堂杂忆》记载,假光绪是一个叫崇福的伶人,他“幼入内廷演戏,故深知宫中之事”,而且“面貌颇类光绪”,至于假光绪身旁的太监则货真价实。该太监本一银库库丁,“因窃多物,被掌库觉,逃出宫中”,因白面无须,声似女音,与崇福勾结在一起招摇撞骗,被人们误以为是逃出瀛台的光绪皇帝。但最终在武汉被张之洞识破,两人双双被砍了头。晚清宫内演戏频繁,除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外,帝后生日及一些宗教节日都要演戏,几乎天天不落。崇福经常进入内廷,举手投足都像光绪了。宫中听戏最乐的是慈禧,而宫女、百官难以从中感到快乐,因为他们只能站在殿堂的廊子下去听去看,尤其在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期间,紫禁城内也天寒地冻,在这儿听戏可不是乐事。 新金沙线上娱乐平台与戏结缘,理应是文化史中的一件趣事,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是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一代代传了下来才有了今天的“春晚”、“贺岁片”和“新春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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